我国每年30万患者需器官移植

 2月18日上午，大年三十，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先后接受了来自两位逝者家属的捐献意愿，从逝去的24岁女兵冯碧仪、36岁律师夏光霞体内取出健康的器官，让8名因终末期肾病、肝病、眼疾饱受煎熬的患者获得新生。其中三名与逝者年龄相仿的眼疾患者，次日就见到了羊年第一缕阳光。

 器官移植是拯救和延续生命的一种特殊方式，但供体器官的短缺限制了更多的生命得到拯救和延续。有人担心，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供体器官来源后，器官移植陷入高度紧缺。但是，春节前后几起器官捐赠和移植为公众带来了新希望——只要方向正确，拯救和延续生命的器官移植之路将会越走越宽广。

 一个广泛引用的数据是，我国每年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愿意死后捐献器官的人士比较少。不愿捐赠器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担心器官使用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甚至担心无偿捐献的器官会被拿去牟利。因此，建立“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以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分配器官是打消这些顾虑、促进人们捐赠器官的最好做法。

 冯碧仪和夏光霞捐赠的器官就是按照这一公正原则来分配的。两人的肝脏、肾脏经过“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进行了广东全省范围内的匹配、查找。公平和公正的器官分配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器官移植，并愿意在身后捐赠自己的器官。

 我国供体器官短缺或适宜于移植的器官短缺的另一个原因是，脑死亡观念尚未被人们广泛接受。2003年，当时的卫生部颁布了《脑死亡的判断标准和操作指南》，但公众容易把脑死亡与植物人、安乐死等情形混淆起来，因而脑死亡标准始终未受到广泛认同。即便捐赠者生前有意愿捐赠器官，家属一般也不愿意在他们还存在呼吸或心跳但又是脑死亡的情况下被摘取器官。

 为此，现在我国实施了器官移植的三种标准，即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这三个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根据器官捐赠者家属的认可选择其中之一，当然供体器官的质量以脑死亡后摘取的器官为最好。

 欣慰的是，接受脑死亡科学标准的人越来越多，此次冯碧仪和夏光霞捐赠的器官都是按脑死亡标准来进行的。可以预料，当更多的器官捐赠者像冯碧仪、夏光霞和其家人一样接受并选择脑死亡标准，供体器官特别是高质量的供体器官会越来越多，也就会有更多的生命得到拯救和再生。当然，与中国文化吻合而独创的心脑双死亡标准也不失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方向，即在判定脑死亡后，维持器官供氧，保持器官活力，等心跳停止后，再获取器官。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器官移植学会都认为，心脑双死亡标准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的贡献。

 此外，中国人捐赠器官还有一种更新颖的接力形式，即器官的再捐赠。2015年春节前，山村教师蒙瑞江离开了人世，父母代他捐出了肝、眼角膜，以及那颗曾在别人身上、移植到他身上的生长了两个月的肾。这例手术据称是中国第一例移植器官再捐献手术，这也意味着，器官捐赠在我国有了另一个渠道。尽管这一方式获得的器官不会太多，但爱心和善意的感召力是无穷的。

 只要方向正确，制度合理，就会有更多的人捐赠器官，也就有更多的生命会得到拯救和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