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他想听又不敢听

导演一弛要把他对北京、对父辈、对曲艺的理解搁进戏里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父亲的故事，他想听又不敢听 “ 舞台广播剧”《三昧》的由来》

这是一出以喜剧铺垫的悲剧。就像当年的《驴得水》，这部不显山不露水的小戏迅速博得了圈内圈外的好评。

“父母的经历，我肯定不能忘记。但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每代人都不容易，只是受到的苦各不相同。我们这代人也哭，看着房价我们欲哭无泪。”导演一驰说。

刻意做旧的舞台，背景处是两棵白色的写意的树，左边斜逸一枝，右边斜逸一枝。红色的框架大致搭出一间房的龙骨。房间正中摆放三桌三椅，桌椅后的木衣架上搭着演员要更换的行头。幕间的黑场，一个穿长衫戴瓜皮帽的姑娘把写着每一幕名字的水牌搁上舞台右侧的架子：教子、三不老、醋章、取灯儿、石雀、灵境、百花深处……有十几个之多，都是老北京的胡同名。

演员不急着演，张嘴便说，对白、旁白、背景音效——蝉鸣鸟叫、老北京的吆喝、茶馆戏台里的大鼓京戏、枪声炮声、驼铃鸽哨——都从他们嘴里出。

旁白字正腔圆，像戏匣子里的广播剧，文词流丽，乍听之下，光靠耳朵有些逮不着——论理这是毛病。但持续的语音输入造成了一种介乎张恨水和刘绍棠之间的文艺腔，旧京的气息扑面而来。悟性好的观众可以立刻看出这戏向传统说唱艺术致敬的意思，更进一步，能悟到一点说唱艺术的平易和包容：来，咱们说一段儿，从古到今，悲欣交集，我说着，您听着……

“舞台广播剧”《三昧》，2016年11月在北京鼓楼西剧场首轮上演。就像当年的《驴得水》，这部不显山不露水的小戏迅速博得了圈内圈外的好评。2017年4月16日，《三昧》结束二轮演出。

导演一弛原来的职业是逗人发笑。第一次玩票做戏，他让很多人流出了眼泪——从90岁的蓝天野到很少进剧场的90后北京姑娘。

话头儿起在1945年抗战胜利，继而回溯到1928年“北京”改叫“北平”，1937年日本人打进宛平城。再由1937年跨到1945年、1949年、1956年，直到北京奥运。一条胡同里三个青梅竹马的孩子，10岁的文清爱读书，9岁的晓武爱打仗——“等我打赢了，新的旧的都是吾们的”，8岁的如意喜欢跟俩小哥哥粘知了、听京剧。三人桃园结义，相约一辈子在一起。

卢沟桥的炮火中断了年少嬉戏。十八岁的晓武要去二十九军找他的“本家儿”佟麟阁。文清用口琴吹起《送别》。如意哭成了泪人，她和晓武约定等他八年。八年后，晓武从军中跑回北平。文清和如意要去瑞蚨祥扯大花绸缎做旗袍，再过两天，就是他们成婚的日子。晓武的归来让如意无法平静。文清告密，“逃兵”晓武被宪兵队抓走。

1950年代，对北京城建多有微词的文清被打成右派。单位新来的佟主任晓武大笔一挥，把他发配到新疆。大漠之中，文清不断接到二弟晓武和妻子如意的信。文清也写信，轻描淡写，把苦说成甜。如意买了一台收音机，晓武常来听。文清从来信里知道他们听什么，向北京写信，告发晓武听敌台。晓武入狱。

如意接到新疆的电话，文清疯了，让她去领人。疯掉的文清在戈壁滩上找白塔，找歪脖树、找“季鸟儿（知了）”，他把故都搬到了新疆。终于有一天，他挣脱了如意的看护，开始云游四方。多年以后，疯掉的文清钢筋铁骨地回到北京。问他怎么回来的，他笑着说：“我呀，我望着白塔的塔尖、听着鸽哨儿，一路咂摸着副食店的香气，我就回来了。”老迈的文清与晓武角色互换，互相数落起自己当年的告密给对方造成的伤害。这拷问难以承受。如意突然大放悲声：俩小哥哥，都别说了！都怪我，说什么“三个人永远在一起”，这不是混账话吗？！

除了那句京骂说什么都是多余

《三昧》的剧本，第一稿写于2012年5月，第九稿写于2017年2月。一弛要把他对这个城市、对父辈、对曲艺的理解搁进戏里。

父母支边，一弛在甘肃天水长大。每年寒暑假，父母带着他坐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望着白塔、听着鸽哨，闻着副食店的味道回到北京。那时，北京是时间轴上离散的点。因为喜欢曲艺、音乐和电影，从大学环境工程系给排水专业毕业，一弛进了电视台，做语言类综艺节目的导演。北京成了定居的地方。关于这座城市的感性经验连成了一条线，继而连成了一片。连成片的，反不如当初那些离散的点真切。这难说是好是坏。

作为一个从小喜欢科幻，向往未来世界的“理工男”，一弛追过科技产品。不断的更新换代，让他乐此不疲，也让他恐惧。单向度的未来其实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意识到这点，一弛调转方向回望过去。父亲常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回趟家。我也一天天的老了，你得回来一趟。我给你讲讲咱们家的故事，讲讲你爷爷是怎么来到北京的……”

家史，一弛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一个文职少将、一个武职少将。父亲“听敌台”被告发，“支边”成为他和母亲最好的选择。每个人化解难处的办法不同，父亲的办法是“找乐儿”。青壮年时代，这位“文革”前的大学生、大西北地质队的高级工程师，不放过电影院里的任何一部电影。此外，他读书，也爱听相声，这些爱好都遗传给了他的儿子一弛。

不管如何隐藏，每个人其实都是父母的翻版。“我觉得我也是挺洋气的一个人了，我也满世界逛，博物馆、音乐厅，什么都见过。但有些事情，我真的做不到。我从来没有主动跟一个女孩子说过‘我爱你’。我跟我老婆结婚很多年了，才第一次在她的逼迫下，说了‘我爱你’。因为我从没见过我父母之间有这样的表达，没有拥抱、没有夸奖，只有我母亲无休止的担忧和我父亲无止境的承受。”一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父亲的故事，他想听又不敢听：老人忆往，总让人想起告别，不听，父亲心脏不好，万一突然走了，就再也听不到了。“父亲的形象是不断变化的，开始觉得他很牛，后来觉得他跟自己也差不多，后来觉得他还不如自己，再后来发现他还是很牛，最后发现他有点可怜，他要离开我们了……”这是一个父子俩缓缓爬坡的场景，父亲时而高，时而矮，儿子看到的都是他的背影。这个场景让一弛拧巴、鼻酸，乃至有一天从梦中哭醒。他把这层体会写进戏里。当然，做了变形：

1937年，佟晓武入伍前向父亲辞行，父亲甩出的都是胡同里的京骂，“我就操”是他的口头禅。他给儿子的临别赠言是：“佟晓武！咱爷俩这脾气是屎壳郎拜把子——臭到一块儿了！今天爸爸我把话撂这儿，你要是真去，你就把小鬼子他们丫挺的给我杀光了再回来！要不介你也别回来！你也没有我这个爸爸！”多年之后，佟晓武告过密也被告过密，与结拜的文清、如意重逢，百感交集，除了父亲那句京骂，说什么都是多余。

《三昧》剧照：晓武回忆军旅生涯。他发现日本人居然也会《送别》的旋律（其实这是日本曲子），这激起了他的思乡之情，但又不愿在日本\人面前显出不坚强的一面，于是以殴打对方来掩饰。

笑料是小尺寸是大

写剧本的时候，一弛已经想好三个角色由谁来演。演文清的得从电台DJ里找，“如意”不是京剧团的就是曲剧团的，“晓武”必须是相声演员。这是由剧本的调性决定的，声音的塑造能力对《三昧》至关重要。每场演出，一弛会在手机的记事本里记下几十条遗憾和不足，跟演员交流。在很多小剧场戏剧实行幕表制、搞即兴创作的今天，他的导演方式算得上“古法”：先有一个数易其稿的剧本，排练严格按照剧本来，表演的“尺寸”卡到秒。

“尺寸”是相声门里行话：一句话说深说浅，说慢说快，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变一个腔调是另一种意思。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在曲艺爱好者，对“尺寸”的品鉴几乎是一种精神的追求。

“马三立的相声，我喜欢的就是那淡定的那劲儿。他的相声可能一个段子里面就一个包袱，那个包袱抖响之前，他一直‘藏着’。这种‘铺平垫稳’给人特别大的享受。我不喜欢现在那种，完全点状的、没有任何逻辑链接的成人笑话。这也没办法，现代人的消费指向就是点状的，他要随时进来，听个笑料就走。”写《三昧》的剧本，一弛拿定主意，一定铺平垫稳，“其实你去看，不管时代怎么变，好的电影、电视剧依然是这种创作思路”。

《三昧》是一出以喜剧铺垫的悲剧。开头几幕的样板是群口相声：怎么搭话，谁说话谁不说话，一个笑料的“咬头儿”和“嚼劲儿”在哪里，都是要琢磨的。好笑不一定靠噱头，喜剧的最高境界是“情景喜剧”：情景在那里，谁说都可乐——一弛把他的这些心得都揉进了剧本。

晓武历经八年抗战重新回到北平，他出场之前，文清和如意在唱片店挑唱片。掌柜的推荐来推荐去，不是京韵大鼓《大西厢》，就是铁片大鼓《王二姐思夫》，再么就是白光的《如果没有你》，最后翻腾出来的是奚啸伯的《珠帘寨》。“刘关张结义在桃园”刚开头，场外的晓武接腔抢唱，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大多数观众还来不及反应。如意呜咽跑出唱片店，文清追：“如意，如意你别跑啊，你怎么哭了？”“我……我想晓武！”“八年了，晓武没准都……”恰在此时，晓武上场。文清那句并不可乐的台词“晓武没准都……”引发了观众轻轻的笑声。

疯掉的文清在祖国各地漫游多年回到北京，看什么都觉得熟悉。循着埋藏在无序大脑中的记忆，他走进家门，看看这边，看看那边：“这个地方我来过，这个床我睡过，这个大姐……”反应快的观众立刻乐出声来，慢半拍的，听见人家，才咂摸过味来。这种文火儿炖出来的会意，让藏在观众席里的一弛欣慰。所谓铺平垫稳，是一个一个的“尺寸”，一点一点的“讲究”抠出来的。说相声，“皮儿厚”是禁忌，一弛却宁可《三昧》的皮厚一点。

《三昧》首轮演出，一弛请父亲来看戏。父亲看完，给出的评价是：“不错！”然后，他又小声对儿子说：“以后别再写这种东西啦。”一弛知道，所谓“这种东西”，父亲说的是他那一代人沉重的过往。

“这个故事跟你是什么关系？说道义的责任太沉重，但那就是你父母、祖父母两代人的经历，你该怎么面对那片过往？”南方周末记者问一弛。

“这个问题早几年让我回答，我可能答得更漂亮一点。这几年，生活发生了一点变故，你看我的剧本，前前后后写了五年，但有一年我是没有动笔的。那是我做生意最惨的时候，朋友反目，家人也不理解。对我这种非生意人来说，债务缠身的感觉，跟‘野蛮人’打交道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体验。现在我变得更加耐受了。任何的突发状况，我都先想：可能本来就要这样。父母的经历，我肯定不能忘记。但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每代人都不容易，只是受到的苦各不相同。我们这代人也苦，看着房价我们欲哭无泪。”一弛回答。

“平视”不是一句空话。真正的反省可能真要隔着一段时间的距离。最郁闷的时候，一弛喜欢听“文革”期间那些歌唱社会主义、讽刺帝国主义的曲艺作品，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波普。

为了给《三昧》涂上一层“保护色”，一弛特意写了一首风花雪月的歌词，拿给一个天天在微博上写大众情书的朋友去谱曲。这首《三妹》放在《三昧》的结尾，它的使命是“抛开所有的时代背景，纯谈感情”。“我知道它跟《送别》没法比，其实《送别》就足够了。”一弛说。